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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月19日，蔡甸区索河街道嵩阳林场北兆山细雨蒙蒙，朱立文烈士墓在雨幕中静静伫立。碑上“浩气长存”4个字历经岁月冲刷，依旧苍劲醒目。
朱立文广场。 不远处的永安街道九真山风景区朱立文广场上，朱立文的白色石像身着新四军军服，胸前挂着望远镜，站立远眺，仿佛仍在凝视着当年浴血奋战的战场。 掩护战友和群众 32岁副旅长做出最后抉择
烈士从未远去，朱立文的石像镌刻着人们的怀念。 索河村72岁的退休村支书吴克国向长江日报记者介绍，20世纪60年代烈士墓建成后，朱立文的故事便在索河村代代相传。“他是打日本鬼子的英雄团长，不是本地人，却把命留在了这里。”村民们自发清扫，让朱立文的墓地总是干干净净的。老人常对孩子们讲起他的事迹，朴素的敬意里藏着不变的铭记：“不能忘了为我们牺牲的人。” “我的父亲是朱立文的战友。父亲生前常说，朱团长是为掩护战友牺牲的。”作为新四军第五师15旅侦察参谋兼手枪队队长傅玉和的儿子，侏儒山战役博物馆馆长付建桥对那段历史有着特殊的情感。 付建桥介绍，1941年12月，在侏儒山战役中，时任新四军第五师15旅副旅长兼43团团长的朱立文率部与日伪军激战时，为保护群众安全，放弃村内有利地形，选择向索子长河边撤退。 撤退时，他让一支队伍隐蔽在河滩草丛中，自己则带着几名战士登上小船划向河心，吸引敌人的火力。付建桥说：“父亲一直深深遗憾，当时未能和朱立文在同一支队伍。父亲熟悉当地地形，如果和朱立文在一起，有可能找到更安全的撤退路线。” 在日伪军密集的枪声中，32岁的朱立文壮烈牺牲，遗骸至今未找到。20世纪60年代，人们在当年水域打捞到一个公文包，经傅玉和辨认，确认为朱立文的遗物，随后在索河村修建了衣冠冢。 牺牲46年后 亲人才得知他的下落
朱智秋从广西来到武汉缅怀大伯朱立文。资料照片 朱立文是广西百色人，牺牲时尚未成家。近年来，他在广西的侄辈来武汉祭扫，都会请付建桥当向导。 “1987年，我才知道大伯朱立文在武汉牺牲。”6月19日，朱立文的侄子朱智秋通过电话告诉记者，“因大伯改过名字，限于当时的条件，亲人一直以为他下落不明，没放弃过寻找。” 朱智秋目前在广西一家职业院校任教，今年50岁。17岁那年，他见到父亲捧着一封来自民政部门的信，颤抖着双手失声痛哭，才知道父亲失散多年的长兄是抗日烈士。 1991年，朱智秋首次来武汉扫墓，见到大伯生前战友刘嗣坤。刘嗣坤摘下帽子在墓前三鞠躬：“团长，要不是你命令我撤退，牺牲的应该是我啊！” 此后30余年间，朱智秋多次从广西来武汉祭扫大伯。2021年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，朱智秋祭扫大伯时低语：“您安息吧。共和国不会忘记你，我们永远怀念您！” 每年清明节、烈士纪念日，武汉市、蔡甸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都会组织干部群众缅怀先烈，朱立文的故事从索河村传向更广阔的天地。 从百色到武汉 征程中写满铁血荣光 1909年，朱立文出生于广西百色贫苦农民家庭。在百色起义的炮火中，他跟随邓小平转战江西，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，西安事变时担任周恩来的随行参谋。1939年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，他随李先念南下鄂中，为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从红军战士到优秀指挥员，他的征程中写满铁血荣光。 2014年9月，朱立文被列入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。 “侏儒山战役是新四军在湖北规模最大、战果最丰的战役。”武汉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原副会长张民仰介绍，侏儒山战役胜利后，新四军控制了侏儒山及周边地区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，形成对武汉的战略包围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一战役牵制了在武汉的日军对第三次“长沙会战”的支援，成功阻滞日军南下步伐。 来源：长江日报 制作：汪千 | 编辑： 熊霞 | 责编：方军 出品：蔡甸区融媒体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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